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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陶瓷记录北京雾霾,56 只瓷瓶说的是北京八周的空气质量

2016/9/9 17:05:00 新闻头条

在今年英国 RCA 皇家艺术学院的毕业设计展上,就读于信息体验设计专业的毕业生霍奕瑾带来毕业作品“天青”(Sky-Blue)。


一面高 3.8 米的龛架,56 个格子里分别放着一件瓷瓶,后面标注着日期、天气和 PM 2.5 数据,一日一器,观者可以清楚地看到数据和釉色的关系,然后联想着与之对应的北京当日的天空。


这件关注北京雾霾现状的艺术作品展出后受到了不小关注,包括 Fast Company 等媒体也报道了他的毕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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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至 2011 年,霍奕瑾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产品设计,毕业后便在北京成立了工作室。在北京上学、生活的那些年,雾霾成了他的日常生活。而在 2014 年前往伦敦求学后,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朋友发的北京灰蒙蒙的天空,对此感同身受,“我一直想做一件与之相关的产品。”


去年冬天刷爆朋友圈的北京天色,让他想到了北宋时期的天青釉汝窑,那是一种被形容为“雨后天空的颜色”的瓷器色泽,他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合点,以天青釉汝窑纸槌瓶为原型,根据北京去年 11 月至 12 月份天空的颜色,制作了 56 只釉色各异的瓷瓶,记录北京八周的空气质量。


“天色之所以变得奇怪,是因为空气中的颗粒物反射了太阳光,通过沿袭古代的审美法则,很自然地引出了一个当代话题,这是我最满意的地方。”霍奕瑾说。


历史上的汝瓷皆以天青色为美,而他以同样的原则创造的这些新汝瓷,却不再是纯净的天青色,都被铺上了一层北京雾霾的天色,“展览期间,我经常看到一些观众在这件作品前站立很久,表情复杂,有观众专门给我写邮件,说体会到了悲剧美感。”


整个项目历时半年多,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遇到过困难。


因为在伦敦求学的缘故,最初的取色阶段,霍奕瑾就没法儿自己完成,如果只通过别人拍的照片来记录天色的话,误差又会很大。好在他找到了生活在北京的邹毅,后者每天早上以同一地点作为背景,拍照记录北京的天气情况,持续了数年,为霍奕瑾提供了每日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照片,取材邹毅照片的优点在于,即使无法做到与天色完全一样,但颜色之间的相对关系是比较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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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也是个问题,一是皇家艺术学院的工作坊无法支持他制作大批量的作品,二是英国的陶瓷工厂普遍价位高、效率低。最终霍奕瑾还是找到景德镇的工厂,加工完成后再运到伦敦,“这个过程看似不难,但需要我设计好所有的流程,包括如何与工厂进行沟通。一旦出现差错,就没有时间弥补了。”


最后的展示阶段,在如何确保这是一件信息可传达的作品这一点上,他花了不少心思。毕竟如果只展示 56 只瓶子的话,伦敦的观众不会理解它们与污染的关系,PM2.5 这个数据对他们也更加陌生,他需要将汝窑、天青釉、天色、污染的逻辑链条解释给观众。


他用深灰色的海绵将龛架从内到外包裹,这种多孔的深色材料给人压抑、沉默、紧张的感受,使之与花瓶在视觉上和谐,却在感受上违和,这种微妙的体会让观众觉察到这件作品不只是在展示一些不同色彩的瓷器,而是与某一更深刻的主题相关。


位于视平线中心对称的一格被一块有机玻璃封闭起来,加上射灯,这种类似博物馆的展示方式使里面那只瓶子显得格外珍贵。当天恰逢空气质量良好,这只瓶子也呈现出很纯净的天青色,与宋代汝瓷相似,他在玻璃上加注说明,以此介绍北宋汝瓷和它闻名于世的天青釉,将整个概念传递出来。为了更好地解释 PM2.5 这个数据,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邱兴华博士还为他提供了一片采集有北京 PM 2.5 实物的样片。这样,即使观众不去看作品说明,其中所表达的信息也可以清晰地传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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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期间,很多人觉得霍奕瑾应该在北京展出这件作品,包括《卫报》的的设计评论家 Oliver Wainwright ,他已经将这个项目推荐给了北京设计周。而“天青”也刚刚得到一个奖项,会出现在今年的伦敦设计周。


最初在央美学习产品设计时,霍奕瑾还没有意识到一件作品在公共艺术层面可以产生的影响力。


本科阶段,在导师的引导下,他开始尝试学习木工艺、漆工艺、陶瓷工艺等很古老的工艺门类,也很喜欢探索一些新材料的表达方式,但多是以家居范围内的桌上用品的设计为主,受众都是个体。


比如他在央美的毕业作品,是一个变色的茶盘,自毕业展览时就得到了很多关注,获过奖,也参加过一些展览。他找到了在深圳的材料商,在两位研究热感应分子材料和涂装材料性能的工程师的帮助下做了技术改良,委托工厂加工后,最终将茶盘销售、推广了出去。


本科毕业后,他很快就成立了一个多人工作室,伙伴都是同届最优秀的同学,来自不同专业。但在工作室运转两年后,大家都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通过商业项目赚取一些其实也不算高的报酬。且如果想要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也不是他们这种模式的工作室可以做的事情,这个工作室便中止了。


之后团队里的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出国或者在国内读研。霍奕瑾也不再局限在产品设计的领域里。


去 RCA 之后,信息体验设计这个很新的学科,令他意识到几乎可以用任何方式呈现自己的作品,“我的感觉不是找到了突破口,而是四周围墙坍塌,这和 RCA 国际化的特点有关,也和这个尚未完全定义的专业有关。”


2015 年,他参与了 RCA 与牛津大学合作的量子物理的项目、与英国国家科学博物馆合作的机器人项目,体会到了设计师跨界后产生的巨大能量,以及其他学科的思维回馈给设计师的灵感,他甚至不愿再把视野局限在设计领域里。


“我现在的兴趣点更多地转向了公共艺术层面,作品的尺寸也比以前普遍要大一些。”这是霍奕瑾来到伦敦后的一大转变。


在受众变成群体后,他明显感受到了以前针对个体和当下针对群体的不同,“首先公共艺术的话题往往更加公共,人群也被纳入为作品的一部分,有点像做建筑,不能忽视人群与作品的关系。桌上用品的设计也要考虑人,但往往是一个或几个人,和人群的概念不一样。”


2015 年,他参与的两件团队作品“BREATHING CITY SHELTER / 呼吸之篷”和“SUPER-MIRROR / 超级镜子”,分别获得了亚洲数码艺术奖和北京设计周最佳公共装置奖,这些作品都是利用空间创作的机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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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THING CITY SHELTER / 呼吸之篷)


”无论作为装置艺术家、体验设计师还是产品师,我未来的目标都是与群体对话。”霍奕瑾表示,目前他正在计划创作更大规模的公共艺术,甚至是城市尺度的。


比如最近他就已经开始为北京设计周创作新作品,也是与汽车设计师、时装设计师的跨界合作。而关于他在 RCA 的毕业作品“天青”,他也在考虑带回国内展示的机会。


尽管这是一件带着批判性思维去审视北京环境污染的作品,但毕业后霍奕瑾还是选择回到北京生活,“未来工作室的发展会更加多元化,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回到北京才能真正开始。”


他喜欢北京的丰富大气,站在环线上,他经常会有一种比伦敦和巴黎都更有宏大感的体会,尽管近年来环境问题加剧,让人觉得整座城市难堪重负,但这个当下的北京还是吸引他,“我喜欢真正的大城市,其美好与弊病都让我感到自己在参与这个时代。”


关于“天青”项目,他也许会在今年冬天制作 2016 年的新系列,将这种行为延续下去,用这样的方式记录中国环境保护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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